学校西迁之路，如果不进行一番实地考查，今天的人们是很难体会得到当年迁校的种种艰难的，更想象不到那时的师生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把学校办下去的。无论是校长、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那种报效祖国的理想，乐观向上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追求知识的渴望，都是留给今天学校的一笔精神财富。

2003年3月26日，我们乘坐学校的轿车从南阳出发，来到了镇平县的石佛寺。这是学校西迁的第一站，时间是1938年。我们找到石佛寺遗址时，天正下着小雨，一片片绿油油的麦苗更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先走进一所中学的办公室，寻访石佛寺的过去。但办公室的老师并不清楚河南省立水专曾迁到这里。他只知道此处有一座大寺庙，早已烧毁。他领我们来到寺庙旧址，让我们看到了一面又高又长的留有飞檐的灰色砖墙，墙的四周长满了杂树和青草。此墙离该校办公室不足200米。这就是1941年火灾焚毁后留下的省立水专石佛寺校址。1943年，学校由石佛寺迁至镇平县东关张氏祠堂。这是西迁第二站。据《镇平县志》记载：“开封专科水利学校于1938年1月迁来石佛寺南大院，8个班，164名学生，22名教员。1944年9月迁西峡口七峡。”

2003年3月27日，我们到了西峡县县志办公室，说明了来意。县志领导很支持，还专门派了一位专门搞县志的老同志作向导，协助我们寻找丁河镇、邪地、北峪村学校西迁旧址。汽车出了县城，就一直在傍山公路上奔驰。行驶了两个来小时，车停了。向导领我们下了马路，去村庄里找农民打听。一路上，车停了四五次，去农舍打听了四五此，最后终于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学校西迁旧址，一位年长的农民向山上指指，说那就叫邪地，邪地原有一座大庙，早已毁掉，什么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就下了公路，沿着麦地间的小路来到了北峪村。北峪村是个分散的较大村庄。一片片土坯灰瓦房点缀在郁郁葱葱的麦地间。路过几处农舍时，一连见有三四个痴呆男人坐在自家土坪的小凳上，穿着臃肿的灰色棉袄，耷拉着头，一边晒太阳，一边编着柳枝。不免在心里惊讶：这地方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呆傻人？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院落，院坪约有三分之一个球场大，正面是一座两层楼的灰瓦房，楼房的一侧是平房，对面与另一侧是别家农舍的黄色屋墙。农民很热情，给我们搬来了高的、矮的、长的、短的各种凳子。一下子，男女老少围了一圈。我们采访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农。老农清瘦、硬朗、热情、健谈。他说起50年以前的事来，历历在目仿佛如昨。他指指还保存完好的两层瓦房说：“刘校长和他的女儿就住在我这屋里。他女儿当时只有四五岁，还认我为干爹呢。”我们中有人插一句：“你的干女儿现在在北京呢，你可以去找她。”老农嘿嘿大笑，很开心。老农接着说：“刘校长这人很好，没架子，很和气，没见他发过脾气。生活条件差，学生学习很刻苦。”有个农民说：“我给学校挑过水，拾过柴。”座谈后，农民带我们在村里转了转，指认哪些房子是当年师生住过的。这些房子，有的还保存着完整的屋型，但灰墙斑斑片片，瓦上茅草丛丛。有的已是短墙残垣。即使是这样，与此之前的镇平县石佛寺校址相比，与此之后的宝鸡市赵家坡六川店校址相比，北峪村是保存遗踪较多的校址了。

2004年5月18日，我与孔祥林老师去寻访学校西迁的第四站宝鸡赵家坡六川店。出发前，我们在宝鸡市打听这两处地方，不但一般市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这两个地名，而且宝鸡市志办公室的人也很陌生。正当我们失望准备离开之时，一位妇女突然说：“我知道，我娘家就在赵家坡。”一听到这话，我们就如同在深山探到宝一样高兴。接着就问她如何去赵家坡，是坐公交车，还是出租车？他说：“公交车不通，出租车太贵，你给两三百块钱出租车还不一定去。”我们忽然意识到：虽然不远千里从开封来到了宝鸡，但从宝鸡找到赵家坡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只好去书店买了一张宝鸡市地图，想看看赵家坡的地理位置，但却找不到赵家坡、六川店字样。而后又买了张交通图，才找到这两个地名。在宝鸡市西边，离市区确实不近。5月17日，我们找到了1945年8月在西安考入学校的李惠文，他谈到了学校在赵家坡六川店的情况。采访中，我们恳请他一起坐出租车去赵家坡看看，但他婉言拒绝了：一是山地太远，路不好走；二是自己年老体弱。我们只好铁下心来，独自寻访了。找汽车站又费了些周折，按当地人的指点，先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站里的人说：这里没有到赵家坡的车，叫我们去另一个车站看看。于是又乘坐公交车来到了另一个长途汽车站。可是，站里的司机和售票员连赵家坡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说过。无奈，又四处打听，又拐回原来的长途汽车站。在站内，我们来回转悠，举目四望，终于发现了“六川店”的站牌，如获至宝，又找到了去六川店的汽车。这是一辆破旧的中型面包车，我们坐了上去，心中吊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汽车出了宝鸡市区，就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围着盘山公路绕来绕去。坐在车上，一边观着山景，一边想：当年的刘德润校长是怎样率领全校师生凭着两条腿历经千辛万苦找到这个山沟沟的啊！这里一定有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们。时间过了约两个小时，见到公路边用红色写的“六川店村”水泥牌，我们叫司机停车。下了公路，左边是一所小学，右边是一排平房，有商店。店门口有几个农民在闲谈。孔老师询问一位有中风症状的老农。老农说：当年学生就住在这里。交谈一会后，一位陈陈的年轻农民领我们去看学校的旧址。又上了公路，走了约100米，从公路上下坡去，没有路，只有杂草，到了麦地，才出现羊肠小道。我们跟着小陈，低一脚，高一脚往前赶着。最后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河滩地。这时下起了细小的太阳雨，更显出河滩地一片耀眼的葱绿。河滩地上还剩下两面完好的山墙，一间破房，一些土砖灰瓦。屋前一棵枯死的大树干，树干中间和房边都长出了一棵碗口粗的树。背面是山坡、公路，前面是河滩，六川河的水缓缓流淌着。满眼都是春小麦。坡上有两眼山泉，清澈见底，河滩上有十几头牛在吃草，离我们不远处是几位放牧的姑娘。这就是六川店学校的遗迹和今天六川店的景象。孔老师看后感慨地说：“到这里来办学真不容易，不知吃了多少苦。在这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是好样的。”我们告别了农民小陈，回到了公路上。此时，早已饥肠辘辘。我们坐在山坡上，一边肯着干粮，一边等着车，一边谈感受。等了不到一个小时，汽车来了。我们乘车到了赵家坡。赵家坡现在是宝鸡市金台区硖石乡乡政府所在地。一位农民领我们到学校旧址看了看。旧址是在高出公路的一块平台地上，过去的建筑物全没了，有几间土砖灰瓦房，是农业合作社时盖的。《宝鸡市教育志》载：“从1898年北洋学堂成立到1949年50年间，宝鸡一直没有本地区兴办的高等教育。只有抗日战争后期从河南迁来宝鸡，抗战胜利后又迁走的两所大学——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和河南大学。1945年3月，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从河南开封迁至宝鸡。校总部和专科部设在宝鸡县西赵家坡，高职部设在六川店。校总部设有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校长刘德润（建国后曾任水利部工程管理司司长，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篇》）。教务主任常锡厚（建国后曾任天津大学水利系主任），训导主任张文翼。教职工100多人，专科部5个班，高级部7～8班，共有学生700多人。当时，校长和教务主任都是兼职教师，学校还聘请宝天铁路齐总工程师给学生上课。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来宝鸡访问期间，学校也请他作原子物理及其发展前景的学术报告。虽然办学条件差，桌子是泥墩上架木板，睡的是麦草铺，但学校对师生要求很严，学生对学习抓得紧，与周围群众关系也不错。1945年12月，该校迁回开封，并入河南大学。”需要纠正一点的是，该志说：1945年3月，从“开封市迁至宝鸡”，不准确，应该是从“内乡县（现属西峡县）西峡口迁至宝鸡”。

从上文也不难看出，我们今天寻访学校西迁之路，坐火车，乘汽车，尚且费尽周折，可以想象，当年学校西迁之艰难。据当时西迁一些学生的回忆，主要靠两条腿步行的。一学生说：“我到赵家坡是背着行李去的。”一学生回忆道,当时刘德润校长对大家说：“愿去的去，不愿去的我不勉强。我先走，我在西安壩桥等你们。你们最好三五成群地走。”我们跑到壩桥，刘德润校长果然在那等着，他很讲信用。路上没吃没住，一些饭店都让有钱人包了。但老百姓很好，给我们红薯吃，还不要钱。日本军队还在我们后面打枪开炮，这是路上的情况。到了住地，生活虽暂时安定了，但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没饭吃，喝豆浆；没房住，住窑洞、破庙；没床睡，用麦草打地铺；没课桌，用一块木板架在泥墩上。一学生回忆道：“到宝鸡住在太庙里，喝的水都是太行山上流下来的山泉。庙里连个和尚也没有。问老百姓，大家都不敢说，后来才知道，说庙里有鬼。有个同学有病治不好，说是水有毒，后来到西安化验，确实有毒。但已病了不少学生，还死3人。我后来肠胃不好，就与那时有关。”一些学生回忆校长刘德润时说：“他屋里的灯一晚上都是亮着的，他什么课都能教，他用毛笔写英文。他写的一本书是大学唯一的一本教材。他抓教学，也关心学生身体健康，坚持学生早晨做操。他自己一早就去操场活动，哪个学生不去做操，他都知道。因为每个人都给了一个坐标。”

我们在学校西迁旧址的寻访中，虽然去了镇平县石佛镇、西峡县丁河镇、邪地、北峪村、宝鸡市六川店、赵家坡，在这些旧址上见到的遗迹是很有限的，但我们面对这些旧址遗迹却感受到了她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内涵和永久的精神力量。